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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启历史新局的时代担当 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看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

新矛盾催生新思考

一块小小的芯片,让一个泱泱大国“心存烦恼”。

当中国人已经制造出航空母舰、载人飞船、高速铁路等国之重器时,依然对指甲盖大小的集成电路芯片“望芯而叹”。

2017年,我们花在进口集成电路芯片上的钱,是进口原油的1.6倍,也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大宗商品。

创新能力不足,正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。

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中国——

提供了覆盖人数最广的医疗卫生服务,北京、上海一些三甲医院却常年人满为患。为了排上一台手术,有的患者要等待半年之久。

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,在四川大凉山腹地,孩子们睁大充满求知欲的眼睛,却要面对“留不住老师”的困境。

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从江西瑞金到宁夏西海固,从吕梁山区到大小凉山,还有不少身处“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”的人们,同深度贫困进行着不懈抗争。

……

如同硬币的两面。发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又凸显出发展的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。

从太空俯视神州大地,长江如同一条美丽的丝带,串联起西部边陲到东海之滨10余个省份。同饮一江水,经济发展水平却天差地别。

在长江之源的青海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迈入4.4万元的门槛;位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,这个数字已超过12万元。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,差距同样悬殊。

有人说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从沿海到内陆、从先行试点到全面推开的梯度式发展历程。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,因而率先发展起来。

这的确是一条可信的逻辑。然而,发展的不平衡、不充分,并非“梯度发展”这个单一原因可以概括。

80多年前,当青年学者胡焕庸在地图上描绘等值线人口密度图时,也许并未想过,他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划下的一条线,影响竟如此深远。

“胡焕庸线”——一条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的人口地理分界线,也是一条总体上区隔肥沃与贫瘠的分界线。当年,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土地供养着全国96%的人口。换句话说,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,具备良好发展条件的不足一半。

区域不平衡、领域不平衡……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,先天上就受到自然条件禀赋差异的严重制约。

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,既是无法选择的国情所致,也是与发展阶段相伴生的“成长烦恼”。

回望全球历史,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,从起步到腾飞,大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。

反观中国自身,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,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几百年的时空被压缩在几十年的坐标之内,必然呈现传统痼疾、时代矛盾叠加交织的局面。

马克思说,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。

从北京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出发,驱车100多公里,就进入河北张家口境内。这座紧邻北京的城市,所辖区县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,占比超过六成。

对此,学术界用一个刺眼的名词来描述——环首都贫困带。

繁华都市与贫困乡村“比邻而居”。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,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,一些地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视不够,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过于向城市倾斜。

如果说一些地方发展的重心倾向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,发展理念的偏差则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。

苍茫雄浑的祁连山,近年来承受“千疮百孔”之痛。

矿产资源违规开采破坏地表、水电站无序建设截断河流、污染企业偷排偷放埋下“污染炸弹”……原来的西北生态屏障伤痕累累。

问题背后,是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之殇:长期注重经济建设、忽视其他领域建设,注重GDP政绩导向、忽视社会全面发展,注重追求显绩、忽视久久为功。

问题背后,还有体制机制的羁绊。

北京,国家博物馆。

透亮的玻璃展柜内,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109枚行政审批公章被永久封存,逐渐褪去了鲜红的颜色。曾经,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场的“关卡”,牢牢束缚住企业与市场的活力。

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,才能还市场更大生机。

问题背后,更难的则是对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分寸的把握。

现实国情无可回避: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,但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群体,供给不足问题仍然存在。

“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’是一个整体表述,反映出党中央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。”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,既有发展不平衡的矛盾,也有发展不足的掣肘,在不足之中,“量”的差距又与“质”的短板并存。

变的是社会主要矛盾,不变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,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结论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