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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德勇漫谈《燕然山铭》:历史研究中的张冠李戴

发现《燕然山铭》的消息甫一公布,中国国内有一些人就忧心忡忡,担心这件大显皇汉威风的摩崖石刻,会被蒙古国人蓄意毁掉,湮灭汉兵铁蹄留下的印迹,以维护蒙古国独立于中国存在的历史。为此,这一班人纷纷献计献策,想要帮国家分忧解难。他们想出的办法之一,便是赶紧把镌刻铭文的那块山石,整体搬运到华夏中土,再盖个富丽堂皇的大屋顶罩上。这样,就能让大汉神威妥妥地光耀万世了。

不用说镌刻着汉代铭文的远古文物,就是随便一块平平常常的大石头,那也是人家的东西,不能想拿就拿。君不见大陆游客在台湾随便捡几颗鹅卵石、麦饭石什么的也会遭到惩处。两岸一家亲都不行,更不用说蒙古是个在联合国里有正式席位的主权国家了。

班固这篇铭文刻好后,留在燕然山的石壁上,快两千年了,一直基本保持完好。不管是当时的匈奴(前面我在《苍茫沙腥古战场》中已经讲过,当永元元年北匈奴单于逃走之际,还有“十余万落”匈奴人留在漠北故地),还是后来占据这片草原的鲜卑人,突厥人,或者是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的蒙古人,你爱在石砬子上写啥写啥,他们在下面的草场上该跑马跑马,该牧羊牧羊,快活地过自己的日子,从来也没有人去刻意毁损这篇摩崖石刻。历史的事实,向我们清楚表明:大可不必以小人的心眼儿和行径,去揣度旷野壮汉之肚腹。

一、令人迷惘的新发现

谈到这样的问题,反观中国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,倒是因为野蛮搬移,做出过一件严重毁损东汉摩崖石刻的事情。

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,是因为当地是把它视作“东汉时期窦宪率军追击匈奴归还时勒石记功的遗迹”,或谓之曰“记述了东汉联合南奴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”(见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博物馆之《文物志》,以及孙危《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》引述当地博物馆之《文物普查记录》。孙文刊《北方文物》2006年第3期),并向前来参观各色人等加以介绍,包括一些知名大学的专家学者,这就不仅与《燕然山铭》以及它所纪念的主人窦宪建立了密切联系,影响还很广泛并且相当深刻。在这种情况下,现在我们研究《燕然山铭》问题,对这件东汉摩崖石刻及其相关史事,也就不能不加以说明和澄清了。

这件摩崖石刻,在传世文献中根本没有任何记载,宋代以至清代以来的金石学家,也从来没有人传拓著录,可以说是一向闻所未闻,这和全文收录于《后汉书》的《燕然山铭》有很大不同。——其不同之处,在于这篇石刻铭文的发现与不被发现,意义是天差地别的:这是发现了前所未知的新文献,不像《燕然山铭》,发现刻石铭文,只是找到了最好、最原始的文本而已。

新发现的这篇石刻铭文,本来和《燕然山铭》一样,是镌刻在野外特立的山崖上,地点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属下的阿拉善左旗。阿拉善盟博物馆档案《文物普查记录》登记的情况显示,这件石刻是1986年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额里斯苏木特莫乌拉嘎查东北的“通湖乌拉”亦即“通湖山”上发现的。具体发现它的人,并非文物工作者,而是当地一位基层行政人员。经此人向阿拉善左旗文管所报告,始引起相关文物工作者注意(李晋贺《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》,刊2016年2月25日《阿拉善日报》)。

发现了新的文物,遵循“组织原则”,走“正当程序”,报告给主管其事的文物部门,按理说,应该是一件好事。想不到的是,这件摩崖石刻的噩运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按照阿拉善博物馆馆长李晋贺先生2016年在当地报纸上刊载文章的说法,阿拉善左旗文管所的负责人接到报告后,亲自前往查看,当时所看到的情形是:

石刻在通湖山群峦中一高岭顶上,文字刻在一长1.2米、宽1米的长方形石板上,石板为白色砂岩,石板中下部已剥落,只残留上下两部分。字体为阴刻隶书,字数120个。西100米处筑有一长15米、宽13米、高3至8米的石砌烽火台。

这位负责人“在摩崖原址做了两幅拓片,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,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”(李晋贺《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》。案李晋贺先生身份,见阿拉善博物馆网页?id=296介绍)。

辛德勇漫谈《燕然山铭》:历史研究中的张冠李戴

现存放在阿拉善博物馆展厅的石刻残片(照片系由友人提供)